二、新西兰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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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楼。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这是一个座谈会。我想，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
　　“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荐的特级教师。眼下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种不安。他的头稍低着，眼睛稍稍上抬。说话也是这个形态。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头脑里忽地冒出一句话：“低着头做人。”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
　　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是王能智的弟子。这位吴云老师，也是王能智的学生，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跃继续介绍说，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学生……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张逸民说。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教的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我很惊讶！”他说。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坐在张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
　　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的阳光和流云，也仿佛望见了他少年时家乡的某一条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摇曳的麦子，远处的山脊，朦胧的绿色和袅袅的炊烟……我能感觉到，他说着新西兰，但他声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乡的形象。
　　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我深信，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即使身在中国，也未必真正认识中国。
　　“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
　　张逸民这样开始。他说第一个名叫李琨，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兰打工。
　　“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我问。
　　“比如，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
　　“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
　　“不行。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就像法官、律师、医生，都要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认证。缺这个认证，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
　　“那她为什么要到新西兰去打工呢？”
　　“是呀，我也这样想。”张院长说，“她在国内怎么也是个大学副教授了，为什么呢？”
　　张逸民这次去访问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学院，该学院就坐落在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基督城。新西兰的夏季，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气候十分宜人。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们去海湾观海，李琨也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在新西兰读五年级的女儿。
　　“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就因为这里天很蓝，水很绿，景很美？”张逸民问。
　　“不。”李琨说，“或者说，这是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
　　“为了孩子。”
　　她的女儿此刻也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访的这批中国教师都很喜欢她，吃饭时把她爱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时还特地留起来打包，让她带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间或也能给大家当个小翻译，爱说爱笑，满脸阳光灿烂。
　　“为什么说是为了孩子？”
　　李琨说，你们都夸她，可她在国内可不是这样。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给她们取名“安康”，就因为她俩出生时体质弱。大约正由于体质弱，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了，此后一直厌学，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这样下去，将来在同龄孩子中无疑要被考试淘汰出局。
　　可是，到新西兰后，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起初，秋安和妈妈都觉得，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她在国内早就学过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但是，秋安毕竟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她确实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断受到老师表扬，久而久之，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这是真实的，确切的。
　　可是，在国内，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这也是真实的。
　　“秋安，你怎么不会笑？”
　　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
　　一次次受到批评，一次次失败，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她们痛哭，哭自己就像是为了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可是，在新西兰，她还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扬，不仅仅是老师的表扬，而且再没有同学能说她笨，同学们都对她投以佩服的目光。这是她快乐成长的真正的阳光！

三、又一个"为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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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她已经忘记了她“笨”。学习，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比如，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何况她还有一个曾在国内教英语的妈妈。现在她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还有会汉语的优势，笑容怎能不在她脸上出现？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弥漫，终于笑得这样灿烂！
　　“她还小，而且缺乏信心，我们在新西兰没有任何亲戚，如果让她自己到新西兰来上学是不现实的。为了孩子，我只好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妈妈说。
　　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在祖国的事业……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强烈地打进了张逸民院长的视听。
　　“你的另一个女儿呢？”
　　“秋康还在国内，跟她爸爸。”
　　“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吗？”
　　“是个中校军官，搞通信的。”
　　李琨接着说，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现在她爸爸正准备复员，然后带秋康也来新西兰。
　　“打算移民吗？”
　　“至少在孩子长大之前，我们不可能回国发展。是不是移民来新西兰，将来再看。”目前李琨一边打工以支持生活，一边在坎特伯雷大学读一个学位，目的是争取日后通过认证进入新西兰教师队伍。
　　新西兰迷人的海湾，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园，身后的祖国，还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儿的故事，都在张逸民的脑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样翻腾……今天，我国出国留学的“童子军”，何止是这位从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儿呢！
　　2002年，我国有小学45.69万所，在校生1.215亿人，小学净入学率为98.58％，小学教师577.89万人。加上中学与大学，全国有各类学校117万所，在校生3.18亿人。此外还有幼儿园11.18万所，在园幼儿2036万人，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办好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一般地探讨小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合适，也不能一般地关注中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秋安姐妹在国内并不是没有书读，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
　　“我说这些，你有兴趣听吗？”张院长问。
　　“有啊！”我说。
　　“听我讲完另两个人的故事，你会更理解，王能智老师在国内的教学环境里，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变得乐学该多么可贵。”
　　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
　　他说，又一个周六，我们去南岛北部的小镇埃克罗瓦观光，这个司机为我们开车。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他受雇于一个车行，也在这里打工。
　　这也是个难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风光绮丽，田园、山、海、树，会让你想到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油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术教师。埃克罗瓦小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随处可见悠然长椅和享受阳光的人们。这位司机成为我们最好的导游，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在游玩时我问他。
　　“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
　　“谈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
　　“付出简单劳动，过着平和生活。”
　　“你不到40岁吧，打算就这样过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说：“为了孩子吧。”
　　又一个“为了孩子”！
　　张院长继续问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到新西兰后，从厌学到乐学，从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孩子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长大。应该说，学校给我们的教育，还是使我们比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舍弃很多。”张院长说这位司机的故事与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说了，接着说第三个人。
　　他是台湾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3月，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
　　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得知他祖籍浙江，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父亲依然怀念大陆，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我对他说，既然思念大陆，现在大陆开放，政策优惠，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那台湾人说，我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
　　“人际环境也好。”
　　“怎么好？”
　　“人际关系简单。没有窝里斗。”
　　“台湾也窝里斗吗？”
　　“有啊！”
　　“就因为这些因素？”
　　“还有教育好。”
　　又谈到了教育。
　　我问他怎么个好法，我说大陆教育也很棒，特别是基础教育。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随后我发现，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蛋糕题完全不以为然。
　　“你们清华、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提出要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清华、北大很棒。”
　　“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
　　“何以见得？”
　　“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英国、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订毕业生去了。”
　　我说，这位车行老板是从学生最后的出路来看新西兰教育的。他的话令我想起了一句做买卖的话：“人唤人千声不语，货唤人点手就来。”就是说，你说你的教育好，讲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没反应，可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处都抢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来了。

四、自信心比知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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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儿，我想请你将目光返回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身边。有位北京的女教师对我说，我就给你讲讲我儿子周六、周日的时间表吧！
　　“我的儿子读五年级。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个加强班学数学和英语，时间是8点30分到12点。”
　　“这几个小时，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等啊！”
　　“你一直在外面等？”
　　“是呀！他12点下课，下午2点还要赶到另一个地点去上课。他一出来，我带他到附近饭店吃点儿东西，接着就赶到另一个班去。”
　　我这才想起她此时的身份是母亲。国家提出要给学生“减负”，学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给学生补课了，社会上各种班却应运而生。国家倡导素质教育，雨后春笋般设在双休日的班也称素质班。上课的当然还是老师，只是另有人组织，向社会招收各年级的学生，用北京人的话说：“火极了！”
　　“你儿子下午上什么课呢？”我接着问。
　　“还上数学和英语。”
　　“上到几点？”
　　“2点到5点。”
　　我以为这一天的课就该结束了，可她告诉我：“还有呢！”
　　还是在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店里多是母亲带着孩子。然后，这位当教师的母亲继续带着儿子到钢琴城学钢琴，每次学钢琴一小时，交学费90元。
　　“星期日上午，”她继续说，“我儿子写作业。下午上‘家教’，还学数学。一小时，一对一，100元。”
　　接着又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学校的战争”。
　　他才读小学五年级。
　　我说你也是教师，你干吗呀，不怕把孩子压垮了？
　　她说我也心疼儿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该素质教育，可是将来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没商量。
　　我说，现在考试不是也在朝考查素质的方向改吗？
　　她说改是在改，但竞争就是这么激烈，而且应试的成分还是很大。我儿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长们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样人头攒动。
　　我说，像你这样给孩子加课，付出的经济代价，穷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
　　她说，我们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长们就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你就要舍得给孩子买三张门票。
　　我问，哪三张？
　　她说，你呀，真是……家里没小学生了吧！都知识经济时代了，第一张门票就是要舍得花钱强化孩子的知识，争取上个好初中，这个台阶非常重要！第二张门票是“中考”，第三张门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个门儿，就没戏了。
　　“我这才买第一张门票，怎么办呢？省吃俭用吧！”
　　至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所以张院长会感到惊讶，会认定我们五年级孩子学到的知识肯定比他们多，会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质量，而怀疑他们那样的教学将来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现在，张院长说，那位来自台湾的车行老板讲的奥塔哥大学，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终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学生承受那么大的学习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写到这儿，我还想起另一位老师对我说：“我们的学生小时候可能还有海阔天空，我们培养了十多年，他们或者高考落第，或者进入大学，一个个像豆芽菜似的。”
　　我问：“豆芽菜，什么意思？”“个子高了，戴着眼镜，自信心不强。”他接着说，美国、英国那些学生，别看他们少年时学得不深，但一个个信心十足，到20岁以后就像猛虎出山，扑向世界。
　　对方还告诉我，“豆芽菜似的”，不仅用来比喻我们的一些高中生，我国人才市场对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这个说法。
　　张院长也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获得多少知识都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暖暖地照耀着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这阳光可能令我们想起一生中8岁或者18岁的某个早晨或黄昏……能这样坐下来探讨一些问题，令我感到仿佛有一条人生的河流在我们心中波光闪闪地奔流。
　　接下来我讲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儿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五、正螺旋？负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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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种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那是当时著名的水库建设，我们的家搬到水库工地去了，我就住校，在北京一中。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大人小孩都到小河里去抓鱼……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很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那时初中生住校就我一个人，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到高中，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师，人称“汪三角”，他的“三角”讲得太棒了。他对我的表扬又激起了我对数学、几何的浓厚兴趣，我后来上大学学的是数学。汪老师在我们上高三时遭遇车祸突然去世，许多同学都哭了。老师被学生深深爱戴，情感是非常真挚的。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悬在头顶，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了成功的轨道。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总是遭到嘲笑和批评，那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我接着问：以往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大约有哪些因素？我的问题也引起了张院长的兴趣，于是共同探讨，感觉大约有这样几类：
　　一是家境贫穷的学生。在我多年采访中，我看到相当多有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长于农村。他们家乡的教学环境并不优越，但穷则思变，读书成为他们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条出路。他们由于入学之初特别用功而获得好成绩，从而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一次次成功中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二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成分有些问题的学生。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特别努力，就没有机会。由于努力，在学习上成为班上的尖子，也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学习上获得自信心，从而进入正螺旋状态。
　　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教育得法，孩子也肯主动努力。他们入学之初取得好成绩，屡受老师、家长表扬，被送上正螺旋状态。
　　四是在学习的某个阶段，因某种机缘对学习发生兴趣而获得好成绩的学生。他们从此受到表扬激励，这又加强了他的发展。这其中最常见的机缘是遇到好老师。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学生受到鼓励，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由此萌发学习兴趣，进入正螺旋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境贫穷、家庭成分有问题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进入正螺旋状态。成功的学生往往有其共同点：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因成绩处于班上的领先地位，被表扬被激励，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乐趣，终于走向成功。
　　小秋安在国内的班上已毫无领先优势，而是被批评的对象了，怎么办？只好到新西兰去，在那样的“蛋糕题”面前，小秋安的领先地位体现出来了，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于是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秋安的领先地位对新西兰的孩子有没有压力呢？没有。因为新西兰老师的教学，孩子们都能承受。他们是在宽松、快乐的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这是符合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的。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张逸民院长还告诉我：“我们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长王槐树，他还当过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导室的督学，他的外甥已经到了上一年级的年龄，但他坚决不让外甥上一年级，而让他在幼儿园再学一年。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这是宁可推迟一年，也要让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处于领先状态。”

六、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于是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习时间吗？甚至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来信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来信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候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大约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副校长之一，1971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1993年她22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学教地理后认王能智为师，29岁任京源学校副校长。
　　她的办公室依然人进人出。她刚才说到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教学的一举一动监督得都很厉害，现在她接着说：“孩子还在小学一年级，家长们都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全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
　　“有。压力对学生、对老师都普遍存在。”
　　“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
　　“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来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用人单位就预订了，可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的时候，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于是，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还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一下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学业背景。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
　　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为了让我国学生在9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都增加了学习内容。有句话说：“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
　　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
　　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现在，我见到了一群初三的孩子。
　　从表面上看，我很难描述他们是活泼还是比较拘谨。有个初三的男孩说话了，他说：“我吃饭有压力，上课有压力，下课聊天还有压力，做梦都是紧张的场面，压力无处不在。”
　　我问：“为什么下课聊天也有压力？”
　　他说：“比如我妈就反对我看流行音乐杂志。”
　　我问：“这跟下课聊天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呀！”他说，“我其实并不喜欢流行音乐，但我买了很多流行音乐杂志，比如《大嘴鳄鱼》啦，《流行乐坛》啦，我每期都认真看。”
　　“不喜欢，干吗还认真看？”
　　“为了聊天时和同学有话说。如果别人说起来我什么都不懂，就没人愿意和我聊天了。”
　　这下我听明白了。我想家长一定会说，不和你聊天有什么关系？把聊天的时间用于学习不是更好吗？
　　可是孩子需要聊天，而且很在意聊天。
　　有个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分数掉下来一大截，老师还把全班同学的分数都写在黑板上，弄得她好没面子，到晚上9点了她还没回家。家长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那么女儿到哪儿去呢？
　　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
　　回答都说：“没看见。”
　　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
　　都说没看见。大家都紧张了。
　　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场所都不放过。仍然没有。
　　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谁呀，有消息吗？”
　　“爸，是我。”女儿的声音。
　　“你上哪儿去了？”
　　“跟同学聊天。”
　　“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
　　“跟小学同学聊天。”
　　“小学同学？”父亲很困惑，“谁呀？”
　　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说别找了，回家了。

七、“谁来理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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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
　　吃了。
　　在哪儿吃的？
　　麦当劳。
　　两个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喝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
　　“天哪，谁来理解我们？”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实，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毕竟不像中学。找小学同学聊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
　　“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她说。
　　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考得怎么样？”
　　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女孩说：“鼓励也是压力。”为什么？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
　　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
　　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
　　家长也不容易啊，就是这样做，家长会上也常要被老师批评一通儿，哪个又敢掉以轻心？
　　在这里，我想说说公布分数带给学生的巨大压力。
　　从老师角度讲，公布分数的初衷也是一番好意，激励学生好好读书嘛！但对于成绩不好的学生来说，无异于羞辱。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谁无自尊？在西方国家，分数是被当作个人隐私来保护的。老师交给学生打过分数的试卷或作业时，总是扣着放，或装在一个信封里递到学生本人手上。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说：“这和国内太不一样了！这让你觉得你被人尊重，而且考砸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下次考试的时候，你还可以和别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而公布分数，会让你觉得自己总是不如别人，甚至永无出头之日，真是太可怕了……”
　　听听，说这话的还是个学习不错的留美硕士生。那些成绩不太好的，或更差一些的，又该如何？
　　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
　　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发展这么快，不学能行吗？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将来能干什么？……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识记”，哪些要“理解”，哪些要“运用”。中考、高考按此出题，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复习以此来备考，老师不敢有疏漏。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但现行的《教学大纲》里需要“识记”的内容仍然很多。有学生说，什么“识记”，就是死记。
　　应该承认，如今考试的方方面面也在改进，比较灵活的考题也在增多，老师们为对付灵活题，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如此，减的不多，加的却不少。
　　一次次的演习性考试，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让你紧张得要命！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看就要迅速做出判断，只要有几道题卡壳，你就心惊胆战，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中考、高考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没有人会对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一次次受挫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在不断制造大量厌学的孩子，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
　　或许，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跋涉。
　　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浪费时间，你不会把暖水瓶提进去？”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个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突然，她遇到了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被选中。
　　“这是你的办公室。”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张郁茜问。
　　“对呀！”
　　真是太意外了。因为她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我问。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许多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地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个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但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吃饭时父母也说：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他们说：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八、与父母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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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切看学生需要。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早恋中的苦恼，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冰凉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鸟、秋思、荷花、矛盾、小蜜蜂、小猫咪、梦雪儿、流川枫、樱桃小丸子、灌篮高手、F、L……其中有不少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有的同学不署名，只在最后写上：“一个想倾诉的学生”、“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等等。
　　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使用他们的化名，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冰凉心情、小猫咪，有你的来信”这样的提示，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口令”领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
　　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坐着一位又一位家长。
　　我问：“来访的，哪个年段的学生家长最多？”
　　张郁茜随口而出：“初三。”
　　一天，有位母亲来咨询。
　　她说：“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总去网吧。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了，可她还是要去。初三了，学习这么紧张，怎么办呀？”
　　“您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张郁茜说。
　　这位母亲坐下了。
　　“您跟她好好谈过吗？”
　　“谈过呀！”
　　她爸跟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好好谈谈。她不吱声。她爸又说，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她还是不说。她爸又说，比如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她就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上网聊天。
　　她爸说，聊天？聊什么天，跟谁聊天？
　　她说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呗。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
　　她说，就是陌生人。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
　　她说，这是我的事。
　　她爸说，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吗？
　　她说，我跟人约定的，不能不守信用。“听听这是什么话！”来访的母亲说，她爸说，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约定干什么？她说我说过了，没干什么，就是聊天。她爸说，网上那么复杂，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义？她爸气得给了自己一巴掌。女儿就哭了。我们再说什么她不听也不说了，第二天还是要去网吧。她还小，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而且中考就要来了，怎么办？
　　张郁茜说：“您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
　　张郁茜说：“不是您的一个孩子这样。您刚才也说到了平等，您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他们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有平等观念，但家长那‘平等’的后面是有陷阱的，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家长就开始批判了。他们说这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来访的母亲认真听了，说：“这些孩子，还真能说。”
　　张郁茜说：“孩子们认为，家长像这样越往平等靠，就越显得不平等。他们认为家长没有理解平等的实质，平等不是摆个平等的姿态就平等了。您看孩子们说的是不是也挺有水平？”
　　“那怎么办呢，就由她去？就让她放了学去跟陌生人聊天？”
　　“恐怕要先跟孩子建立真正的交谈，是交谈，不是谈话，不是领导跟下级谈话那种谈话。不是你说得对我就赞扬，你说得不对我就批评。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家长都认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完全可能跟孩子不一样。”
　　“我还要怎么了解她呢？”
　　“咱们就事论事。你们家有条件上网吗？”
　　“有。”
　　“她为什么不在家里上？”
　　“我们不让她上。”
　　“为什么？”
　　“这不是要中考了嘛，上网浪费时间。”
　　“初三、高三的孩子孤独感更强，更需要倾诉。他们往往不怕浪费时间。你不让他们上网，他坐在那里一下午、一晚上，什么也看不进去，什么也做不了，那才是浪费时间呢！”
　　“按您这么说，还得让她上？”
　　“您不是希望女儿放学了能回家别去网吧吗？那第一步就先让她回家，让她在家里上网。您可以试着和女儿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试着真正与女儿平等一回，那就有可能出现变化。”
　　几天后，张郁茜接到那位母亲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我们签约了。”“是吗，怎么签的？”“我们同意女儿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在家上网，女儿承诺不去网吧。双方签字画押。”
　　“真签字画押？”
　　“是的。”
　　“执行得怎样？”
　　“起初以为孩子不会接受，没想到她一下子就接受了。执行起来也不困难。女儿说，早这样，多省事，也省得我出去乱跑。”
　　就这样，实现了第一步———女儿回家了。
　　可是，父母仍操着心。她交的网友究竟是谁？女儿为什么迷上了跟这个陌生人聊天？“这个陌生人到底用什么魅力迷住我的女儿呢？”
　　张郁茜说：“您看，这个世界很值得了解吧，现在那个看不见的陌生人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好奇？我建议您可以跟女儿聊一聊了。”
　　“怎么聊？”
　　“用感兴趣的语气问问，网上都认识些什么样的朋友？不要质问，不要谈学习，不要表现对她的关心，而是表现出您对网络的兴趣，是您想知道这个您不了解的世界。”

九、聊天中潜伏着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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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几天，家长又打来电话。“我跟女儿聊了。没想到她认识的网友不止一个，有好几个，真吓我们一跳。我问，你们都聊些什么呢？女儿说也就发发牢骚，聊些日常琐事，也挺无聊的。女儿说是‘无聊对无聊，互相聊一聊’。”
　　再后，母亲就与女儿讨论：网上的朋友与生活中的朋友有什么不同？女儿说：网上的朋友虽然无话不说，但那是虚拟的，真有事也不敢找对方帮忙。现实中的朋友，则怕受他的伤害，不敢畅所欲言。
　　电话里，那位母亲还对老师说，原以为女儿就像个小羊羔，很容易被人骗，现在发现女儿其实也很懂得防范。再后来，发现女儿上网的时间短了，甚至不上了，偶尔上网也不是与人聊天了。
　　张老师说，因为您与孩子建立了沟通，孩子减少了孤独感，上网聊天就不那么迫切，甚至也不需要了。
　　后来，这位母亲再次来与张郁茜老师“聊天”，一是向老师表示感谢，二是还有担心。她说：“这回，我没跟女儿谈学习，她自己就投入学习了。”
　　“这不是更好吗？”张老师说。
　　我也没想到，就在大人们谁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聊天里，潜伏着孩子们多么曲折的渴望。其实，他们喜爱聊天，折射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压力下的曲折寻求。
　　在张郁茜老师那里，我还读到这样一封信：
　　我
　　叫L。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上初二起就很厌恶我们的班主任，想和她谈谈，但总是被她的话顶回来。我试过许多办法，都不见效。最后我只好用激将法：如故意惹她生气，想让她把我拉到办公室，这样我就能和她谈话了。但她只是更懒得理睬我了。对我做的事、说的话，她只是说“你怎么那么多嘴呀！”就不理我了。我现在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只想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好一些。请您帮我想想办法。
　　读了这信，我想，这位自称“L”的学生说他“厌恶”班主任，其实是用词不当。在他内心深处，对班主任不仅不是“厌恶”，而且很有感情，所以一直渴望与班主任多说说话，即使到“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仍然想和老师搞好关系。
　　这样的情况远非个别，“L”的信只是一种典型表述。许许多多学生是在渴望与父母交谈、渴望得到父母理解，遭到失败甚至失望之后，认为老师该是能理解他们的，于是相当执著地寻求与老师的交流。此种寻求已不是寻求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而是更迫切地渴望解决心理困境和心理压力。如果在老师这儿也得不到解决，有的孩子就会不顾一切地到网上去寻求与陌生人聊天。
　　这种寻求，与其说是寻求倾诉对象，莫如说更内在的是在寻找自己……我是谁？我认识我自己吗？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男孩女孩发育到初三，正是人和世界在他们眼里更加五彩缤纷的时期，是最有条件全面发展的“天生时机”。他们渴望多方面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渴望从每个毛孔里都溢漾出来……但是，一种疲于奔命而视野窄小的学习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父母那一代人在少年时唱过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唱起来仍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一代孩子唱这歌，虽然也感到挺美，但没有父母那一代人那么强烈的感受。这一代孩子，不少人对流行歌曲中那些表达孤独、寂寞、痛苦的歌曲更能产生共鸣，以至于那些流行歌星发行光碟签名销售时，都市里会突然冒出成千上万狂热的中学生少男少女，大批警察不得不预先到现场维持秩序。
　　许多家长也不理解，说报刊上也说过，有的歌星连简谱都不识，甚至“五音不全”，装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声音嘶哑，既不好看也不好听，却火极了，成为许多中学生甚至大一、大二女生狂热的崇拜对象，这是咋回事？我想，负载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心里积压着说不出的苦闷的学生们，需要那样嘶哑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歌声来释放他们心底的痛苦，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深夜，还会有大批中学少女聚在某位歌星居住的宾馆外，齐声高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在家长看来，这是令人欲哭无泪的。
　　在女儿看来，说爱，这是很神圣的。
　　许多父母感到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
　　同老师们交谈，我得知，许多孩子在上初一时都对父母直接或曲折地表达过自己心灵的困惑。但许多父母除了在学习上不断给孩子“加强教导”之外，常常就是那句“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一句话就把孩子堵了回去。
　　许多孩子也曾像L想方设法希望与班主任交谈那样，希望与父母交谈，但常常遭到父母一次次的“教导”甚至训斥，终于失望，于是什么也不说了，就这样到了初三。
　　中考的压力空前增大，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令家长忧虑加深。父母发现孩子缺乏信心，而且不能专心，这时才猛然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深在的痛苦，想和孩子深入地谈谈，但所谈都是“学习、学习”……此时，往往是父母一开口，就被孩子堵了回去。
　　孩子不愿谈了。
　　一天，有位母亲来找张郁茜老师。
　　她说：“我现在跟孩子说什么都没用。都初三了，他从来不想以后干什么，我跟他好好谈，可他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就说‘去去去’！”
　　“他以前也没跟您说过以后想干什么吗？”张郁茜请她回忆。
　　她想了想，说：“我问过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想踢足球。我对他说，踢什么球，还是好好读书吧，考高中。”
　　“还说过什么吗？”
　　“后来，他又说想当警察。”
　　“您怎么说？”
　　“我问他，你想当交警还是想当刑警？交警站在马路上吸汽车尾气，刑警冒着生命危险抓坏蛋，你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学习吧，上高中，考大学！”
　　这位母亲还说，我正经跟他谈，可他就是不正经跟你谈，一会儿踢球，一会儿当警察的，不懂得好好考虑将来的前途。
　　张老师说，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在考虑了，他由于对自己将来考大学缺乏信心，所以在考虑上体校、上职高。在这个心理过程中，孩子把上高中的路放弃了，家长又把他上职高的路堵死了，他就走投无路了。

十、谁帮助了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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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听到了过去岁月中“我要读书”的呐喊。我们坐在新中国的课堂里，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真的感到阳光灿烂，感到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但后来经历“文革”，经历插队，我们走过了许多泥泞。
　　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家长，又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是最幸福的了。学者们会说，知识是铺垫你通往未来的一条大道。可相当多孩子都感到大量的试题严严密密地砌垒起来的“知识”，正成为阻挡他们前程的恐怖的高墙。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新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困境。今天，哪个孩子不考虑前途呢？社会在一天天缤纷，电视上的景象也一天天更妩媚……这个世界是我的吗？社会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刺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是他弱小而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时期，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能理解，还不断给他施压，不断刺激他，有的孩子就崩溃了。
　　是的，我在访问中听到了“崩溃”这个词。我想，这恐怕言重了吧，就问老师。
　　老师说：“崩溃”就是彻底放下来，不学，也学不进了。家长们不是总说“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完了”吗，现在不学了，学不进去了，不就完了吗？
　　老师也说，你没看到报纸报道吗？过去高考落第后有自杀的，现在中考、高考还没考，就有自杀的，还有把母亲杀了的。这不是精神“崩溃”是什么？
　　京源学校组织过这样的班会，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题目：“将来怎样做父母？”
　　同学们看了，起初一惊，然后是笑。
　　然后是反应非常强烈的发言。
　　女生会毫不羞涩地说，我要结婚、生孩子，然后如何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
　　“我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儿，开阔眼界。”
　　“我要经常和他聊天。”
　　“我不会老是命令他这不许干，那不许干。”
　　“我不会老是说他，你这干不好，那干不好。”
　　还有女生说：“我不想生孩子，我想养小动物，我会天天好好地照顾它们，让它们快乐！”
　　“我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当律师、医生什么的，我想卖花。”这个想法透露出的是学习太累，将来就卖花吧，那也许不要多少学问。
　　张郁茜告诉我，总的来说，同学们说的都集中地反映出：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比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
　　“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让孩子好好学习。”
　　您还记得我的孩子吗？那一年他中考，面临着考不上高中的危机，我鼓励他向“名落孙山”的那个孙山看齐，争取考上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结果如何？
　　那时我没招了，说：“儿子，你不能再跟着老师复习了。”
　　他说：“那我不是更不行了吗？”
　　我说：“不。你想想，任何一科的老师都要面对全班学生，摊到你身上能有多少时间？你想请老师给你补课，但你将有不少时间在等待中耽误掉。”
　　“你是说请家教？”
　　“不。请家教，老师还需要一个熟悉你的过程，而且你还会有不少时间耽误在去家教老师那里的路上。现在要完全靠你自己复习，否则你没时间了。”
　　孩子感到困惑地说，完全靠我自己怎么能行呢？
　　我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在纸上先画了一个树干，我说，你先从一本课本的目录复习起，一门课就好比这一棵树，目录里的每一章都好比树的一个分枝。每一章里还有小节，这些小节就是分枝上更细的分枝，树叶都长在这些细枝上。每一棵树，树叶是最多的，要记住这么多树叶太难了，你复习时先把这些树叶通通丢掉，不去管它。这起码就把难度卸载了一半。
　　儿子说，树叶是知识点，都不要吗？
　　我说，你说对了，树叶是知识点，如果你先去管这些树叶，你就会用去大部分时间还未必管住多少。别忘了，树叶是最多的，但出现在考卷上的几率是最少的。你要先把树干和树枝搞清楚，就是说先抓重头的。树干就是这门课，你不必记，但你要把哪根树枝长在树干的什么地方，就是说与树干的关系搞清楚，然后把更小的树枝长在哪根粗树枝上搞清楚。如此把这门课的所有细枝都长在哪些粗枝上，把它们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
　　我接着说，我相信你把一门课的主干和所有分支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就抓住了大头，抓住了主要的东西。我相信你绝不会一点树叶都没印象，你平时头脑里已经记住的其实是那些知识点，只是这些知识点在你头脑里是零散的树叶。你如果把这门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些零散的树叶就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自然而然地长在那树枝上了。没有长在树枝上的知识点，不是活的知识。知道哪些知识点长在哪个枝头，知识就活了，丢不掉忘不掉了。
　　我又强调：别忘了，不是要考第一名，是考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我坚信你只要把树干和分枝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原有的知识点在树枝上就活了，这样去考，达到孙山肯定没问题。这样去学，你的难度就下降了至少一半。如果你还有时间，再去进攻那些树叶。把你印象不深的树叶弄明白它们长在哪些枝头，能捡多少算多少，我相信那时搞定那些树叶，要比你硬记的成活率和速度都强，如此就更有把握了。
　　我还说，这样一个过程，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哪个老师能这样帮你，我也不能替代你，只能靠你自己救自己。你听懂了？
　　儿子的眼睛很亮：“爸，我听懂了。”
　　我的孩子或许还算较有独立思考能力，他写作文或答题，那些别出心裁的用词用意，常被老师纠正。他常问我：“爸，我这样写有错吗？”我总是说，没错，不但没错，而且是你的优点。他母亲则经常说：“别听你爸的，答题要完全按课本、按老师的要求答，否则你要吃苦头的！”看来他母亲的话应验了。
　　这时儿子又拿眼睛看我，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一个障碍，就是现在他仍然是班长，在这最后复习的日子离开同学不去学校，行吗？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要靠自己。再不能犹豫了，同学们也会理解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要靠你自己安排。大部分时间就别去学校了，放弃跟着老师走，就在家里自己干，有信心吗？”
　　儿子说：好吧！
　　就这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给几个班干部打了电话，然后就开始闭门复习，一门课接一门课地“吃”。我和他妈妈看到他非常用功。
　　最后，儿子取得了从模拟考成绩跃升76分的中考成绩，远超“孙山”，创造了该校历年考生中考成绩比模拟考试成绩提升幅度最大的纪录。这个纪录对那些拔尖的学生可能没有意义，但对所有中下游学生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老师后来常以此来鼓励那些模拟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

十一、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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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对我说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的头上有三座大山：家长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我问哪一座压力最大？
　　他们异口同声：家长！
　　最大的压力，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成绩不理想，而且产生厌学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都这样了，还不好好学，怎么行？于是训斥、挖苦，以种种办法继续加压。
　　有的说：“我看你没戏了，将来就当个民工算了！”
　　有的家长说得更难听。一个学生告诉我：“父母说我，你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看看家，还能杀了吃，可你既不能杀了吃，又不能看家……”
　　我一边听着他们叙述，一边想起学生们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对自己父母的描述。一封信写道：“我爸让我好好学习，他自己下了班却在外面，饭局、舞厅、卡拉OK，喝醉了回家，吐得满地都是……”
　　另一封信写道：“我妈一天到晚就是化妆，过五分钟就擦一次粉……”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可以感觉到，什么叫“彼此都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
　　我问学生：“你们有恨父母的吗？”
　　他们同声答道：“没有。”“为什么？”“快中考了，我妈总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妈就一样一样地给我报，让我挑。我听烦了，说一声好吧。我妈就上街去买，如果当天买不到，第二天准会出现在饭桌上。”
　　“每天早晨，我妈连牙膏都给我挤好了，洗脸水也不让我倒……我想这一辈子再不会有人这样照顾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说这话的是个女孩，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我爱打篮球，曾经说过，我梦想有一双最好的耐克鞋。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爸我妈都下岗了。可是前两天，我爸把一双800多块钱的耐克鞋放到我床上，对我说，儿子，这一段你也打不了篮球了，你就穿着它上学吧！而我爸，每天穿一双破解放鞋去做工。”
　　这就是中国的父母呀！
　　我再次想起了张逸民院长说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超常付出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张院长随即一口气说出三个依然：学生的负担依然很重，厌学情绪依然很大，自信心和能力依然很差。为什么？
　　“因为学生学了太多不必要那样学的东西。”
　　这个声音已经从很多地方冒出来了。
　　可是谁能阻止，谁能改变？
　　相关思索：建
　　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教育，检验方式亦如检验产品那样通过考试来选拔。选拔的另一面即淘汰，为了不被淘汰，就要拼搏。此种拼搏主要是陷入应试的拼搏。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青年上大学率到20世纪末也只有10％。经十多年拼搏后，许多家长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许多孩子说：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由于考试制度的庄严神圣，加之人们普遍认同考试在当今还是相对公平的，这就使许多落选的孩子在艰苦拼搏后自我感觉到———我笨。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难道是要使这么多学生最后认识到“我笨”？
　　不是不要考试，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中的“选拔功能”为“造就功能”。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差生”们很早就“自我定位”。而“差生”与“差生”扎堆，则是孩子们的“群体自我定位”，导致许多孩子很早就自我放弃。教育不能以损失“大多数”为代价，教育要找到更有效的“为所有学生服务”的道路。
　　今天，科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乃至教育产业化，都在呼唤多种知识的激荡交融，许多领域都有许多不需要科技天才去完成的工作，需要多种多样兴趣各异、才能各异的人们在我们“犁下有深土”的国度里找到谋生的位置，缔造新时代的五彩缤纷。
　　究竟有没有笨的孩子？究竟谁家的孩子该被淘汰？我以为一个能把小学读下来的孩子就已经不笨。没有笨的孩子，只有兴趣不同，需要朝着富有个性特征的方向去发展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那个初三孩子，他即使不想学了，也不是没有优点。他想当警察，考职高，是因为他怕考高中、考大学失败，他不想失败。这不想失败，便是还渴望成功，渴望在别的道路上成功，这就是“上进心仍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最好的标准并不是成为牛顿或上哈佛，而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个人发展的路，亦即“对自己来说，争取成功的把握性最大的路”。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最好！
　　这样说，也不是说这个初三孩子就不适合考高中考大学了。他才十四五岁，他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用一遍遍重复操作的超负荷知识量挫伤甚至扼杀了他的信心。必要的信心尚未建立，阻碍了他学习能力的发挥，怎么知道他不会学习呢？
　　事实上，多数考试受挫的学生并非不聪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考出高分的孩子，甚至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他成名后，记者在采访中向他请教：“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说：“我不知道。”记者疑惑。爱因斯坦说：“我不会在脑子里记一些从书本中能查到的知识。”我想，爱因斯坦若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下，恐怕也是个落榜生。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这话也许永远是对的。
　　一些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往往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创造力。这些学生可能特别不适应现在这种教育方式而显得成绩不好，以致被淘汰。
　　那个初三孩子自信心缺乏，但自尊心并不缺乏。
　　母亲会说：“我那孩子满不在乎，一点儿都不懂得想想将来。”其实，孩子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多是装出来的。是他对自尊的自我保护。因为他受的刺激已经太多，自尊心几乎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这自尊心很强，又很脆弱，已经非常需要家长精心保护了。
　　几乎所有家长都爱拿别人孩子的优点跟自己孩子的缺点比。其实，这是很忌讳的。许多孩子都说：我的父母并不喜欢我，更喜欢别人的孩子。“连我的父母都不喜欢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当孩子说这话时，自信心已经很受打击。许多孩子也说，父母夸他一句，“会美上几天。”而损他一句，也会对他内心损伤很久。
　　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1975年母亲节，比尔·盖茨给母亲寄了一张问候卡，这年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在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您总在我干的事情里寻找值得赞扬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比尔·盖茨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份可能被许多母亲忽视的东西———赏识。

十二、爱新觉罗家族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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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接触王能智。
　　现在我可以说，他是我国在青少年中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先行者。即使他的名字在今天还不及一个中学生熟悉的歌星那样有名气，我相信他的价值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今天，“探究性学习”一词正被越来越多的师生重视，我们也不妨以探究性学习的方式去了解王能智。就是说，也需要探讨、质疑，需要了解他本人的成长和他的困惑……那就让我们先忘掉他是个特级教师，把他还原为一个学生，考察一下这个学生的成长对今天这个王能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王能智生于1942年12月2日。他有个近乎传奇的家世。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姓王从他的爷爷开始。
　　爷爷18岁离家出走，给自己取的汉族名叫轶群。那是1906年，清王朝覆灭之前。轶，在汉语中有散失的意思，也有超越的意思。王轶群三字，似有离开八旗族群出走之意，也可理解为有“超群”的决心。王能智的奶奶叫章梅英，是蒙古王公的格格，她是私奔出来与王轶群结合的。
　　爷爷18岁跑到日本留学，与留日学生蒋介石住在一个宿舍，同班同学还有何应钦。后来蒋介石跟了孙中山，王轶群跟了张作霖。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王轶群也一度被扣，后来去了台湾。
　　王能智的父亲叫王运实，不问政治，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工程技术，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建设总署工作。新中国诞生后，他曾任交通部水利设计院总工程师。王能智的母亲叫陈，是上海同济大学西语系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这是王能智的家庭背景。
　　王能智6岁就读于北京孔德小学，即今天的东华门小学。家住南池子原张学良公馆，是张学良送给王轶群的。他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15岁到北京照相机厂当学徒，学了3年车工，这就18岁了。
　　1960年，18岁的王能智学徒期满，站在北京照相机厂门口，望着萧条的街市，想着渺茫的前途……谁能想到，2003年北京市会向全市师生推荐这位王能智？
　　那个当年连高中都没有考上的学生，与今天这个“特级教师”王能智，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王能智怎样走出他的18岁？
　　父亲常常不在家，他跟母亲长大。
　　我一直很注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就问他：“在你的童年，母亲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母亲很少教训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小时候很贪玩、淘气，不守纪律，不好好完成作业……你想，我都到了高中没考上的程度，不能说不严重，好像哪个母亲都会苛责的，但我母亲很少批评我。”
　　“不爱你？”
　　“爱，很爱！”
　　“那……是溺爱？”
　　“不能算。”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做坏事，我只是对学校要求的没有做到。再有，我好发疑问，常常也没有按要求答题。我母亲也知道，她没有批评我。”
　　我隐约能看见20世纪30年代的同济大学和大上海对他母亲的影响，能看见他母亲的见识和文化开启着他童年对没见过的世界的想像力。王能智的好发问和好发疑问，就是在这个背景里出现的……母亲从未训斥他“你不许这么想”、“不许这么说”。母亲会反问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他至今记得母亲如此反问的神情。母亲不怎么直接赞扬他，也并不总能回答他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但母亲反问的神情已带着欣赏，这就增长了他的自信。我想，也许可以说，他儿时最大的收获，恐怕要算是母亲很好地保护了他好发疑问、爱独立思考的天性。
　　读完初三，没考上高中，这似乎是人生中一个不小的挫折。但是，爱独立思考的天性已经在他头脑里发育到了15岁，自信心也已经是他体内生长起来确实存在的东西。自信心怕的就是没有发育生长起来，一旦生长起来，这是不容易扑灭的。
　　“你想去当学徒，你母亲同意吗？”我问。
　　“她没反对。”
　　3年学徒期满，他想再读书了。母亲说，那你就再考。
　　现在，他母亲的照片就在我面前，这位20世纪30年代上海同济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女子有着惊人的美丽……作为母亲，她真那么想得开也放得开？不管怎么说，我开始隐约感到，这位母亲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谜。
　　1960年的饥饿，曾经使中国农村流失了大量学生，北京的课堂也宽松起来。就在这年，王能智考上了北京65中。
　　18岁的王能智坐进高中课堂，看起来是个大龄生，但他这时学到的东西是与其他高中生不同的。今天的王能智还认为，他15岁到工厂当了3年学徒，那其实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习。我注意到，他18岁才读高中的经历，也使他当上教师后善待那些学业差的学生，并不轻易地认为他们不行，而确信只要帮助他们建立起信心，他们赶上去并不晚。
　　王能智是不是很有天赋？我无法简单而言。但我从他身上看到，自信心需要在成长中培养，独立思考却是与生俱来的。若说“天赋”，这“与生俱来”就该是天赋。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个孩子天生就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一个人如果不会独立思考，那不是没有培养出来，而是在成长中被大人们扼杀了。
　　人生不可能不遭遇挫折，但有了“独立思考”和“自信”这两件东西，才有能力来迎接人生的挫折。
　　20世纪60年代，王能智的爷爷王轶群在台湾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这对王能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高中时期的王能智沉默寡言，他喜欢踢足球，这可以猛烈地动作猛烈地喊。他还喜欢唱歌，因心中有对美的热爱需要通过旋律去表达，他尤其喜欢俄罗斯歌曲。
　　爱新觉罗家世此时也不是可以炫耀的历史，王能智不喜欢历史，喜欢自然。热爱大自然，最终使他选择了学地理，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
　　我注意到，在王能智一生中最需要爱护的日子里，帮助他建立自信的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遇到的一位中文系女生。


十三、中文系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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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10月，地理系和中文系的男生进行着激烈的足球赛，场里场外都喊疯了。中文系女生谢莉英注意到场内有个男生光会猛烈地动作而不会喊，那个人就是王能智。
　　此后谢莉英注意到，这个人上图书馆、上食堂，常常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走路就低头看路，吃饭就低头看碗。他似乎总是微低着头，你看不到他的眼睛，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出奇地沉默。
　　谁能说沉默不是一种力量？
　　如果说有一种恋爱是在无声中来临，甚至无声中进行，那就是他们这样的了……王能智已记不清自己究竟是何时注意到有一双异性的眼睛碰到了他的眼睛。
　　谢莉英是哈尔滨人，父亲是开火车的，这个工人的女儿当年敢爱上沉默寡言的王能智就是有勇气的。一次，学校的联欢会上挂满了同学们剪出的红红绿绿的彩条，手风琴的旋律响起来了，谢莉英眼睛一亮，看到那男高音独唱的人竟是沉默寡言的王能智，她几乎不敢相信。
　　王能智寡言，但喜欢唱。那时的王能智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会是怎样，他特别喜欢俄罗斯歌曲《航海者》，感觉那旋律起伏不止，歌曲就像一艘船，载着他在茫茫大海中颠簸远航……歌声响起来了：
　　在
　　那遥远的乌云后面有
　　座美好的乐园那
　　里没有黑暗那
　　里永远是春天谢
　　莉英顿时大受感动，感到他的歌声中有一种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东西。歌声止息，大家鼓掌，她也使劲鼓掌，大家欢迎他再唱一首。
　　王能智再唱的是《沿着彼得大街》，歌声中好像有一种流浪的情调，又分明是对故乡深深的感情萦绕于心……手风琴伴奏的旋律中她甚至想到了自己的故乡，哈尔滨的建筑就有俄罗斯风情。
　　大学要毕业了，那个夏夜，在没有路灯的校园林阴下，她勇敢地约他见面。天上只有星光，还有远处贴满了校园的大字报。“文革”正在四面八方轰轰烈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王能智的家世使他对恋爱想都不敢想，谢莉英的表达让他震撼！
　　然后是下农场劳动。然后是王能智分到了郊区密云县焦家坞中学。焦家坞只是一个大村，连公社所在地都不是，他觉得这就是他应该去的地方。谢莉英分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北辛安中学，他觉得她分到市区也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她仍然决定要嫁给他！
　　她的决定，对王能智的一生是重要的。
　　他已经长大了，母亲不是一把伞，不能遮护他走完一生。也许他的母亲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很早就坚决地培养孩子自己去走。他现在走到了大学毕业，母亲的翅膀很难庇护着他了。就在这时，“阶级斗争”的暴风雨那么猛烈，王能智需要有另一种爱，给他温暖和支撑。
　　许多年，王能智对女性的感情似乎只为母亲和妹妹存在，似乎就没有走出家庭。是谢莉英温暖的手牵着他走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她是工人的女儿，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她有一个多么光荣的家庭！
　　他能感觉到她的爱是多么宝贵地将他同祖国大家庭亲切地连在一起。不管能不能梦想成真，谢莉英的爱在那个岁月，是在真实而有力地帮助他建立自信。
　　但是，王能智仍然保持着冷静。“我还是先去焦家坞吧！”他坚持说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这是1970年，他已经28岁。
　　他想好了，如果各奔东西后她改主意了，那就是应该分开的。即便那样，他仍然感激她。如果分不开，那就自然会走到一起。他想好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那个夏天，他头戴草帽身背行囊，坐着拖拉机前往那个乡下中学。从此她就是他心中的一盏灯，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教学，才对得起她。
　　人的一生中需要很多人帮助，但能影响你一生的只有几个，这也需要自己能回应那样的影响和帮助。
　　分配到密云县焦家坞中学教地理，王能智遇到了一位好校长。那时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乡村中学的校长对他的影响会有那么久远。
　　“起初，我对校长印象并不好，觉得他太严厉。”
　　王能智回顾说，那时北京市里的学校都不上历史、地理课了，但焦家坞中学的校长要求我们上。可是没教材，怎么上呀？用“文革”前的老教材上吗？不行，那教材都被“打倒”了。
　　“你自己编吧！”校长说。
　　“我编？”王能智觉得校长在开玩笑。
　　“你就编个密云县地理。”
　　“密云县地理？”王能智仍然觉得校长在幽默。
　　“对呀，编个密云县地理，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没人能批判你。你编，我给你印，用钢板刻出来印。”
　　校长是认真的。校长叫王树方。
　　在校长的指导下，王能智果然自己动手编上了地理教材，除了收入一般的地理常识，还需要去跑密云县的山川河流、田野与森林。28岁的乡村教师生活，突然充满了山花麦穗的气息、水库的倒影、牛羊的叫声……
　　王校长果然亲自用钢板刻，他还是个书法家，钢板字也好极了，然后用油印机印。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王能智30年前编的第一本“校本教材”。其宝贵之处在于：这是把区域经济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正是今日教育变革所需要推行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时光走到了第二年夏天，谢莉英没改主意。
　　1971年7月25日，是他俩结婚的日子。
　　新家安置在谢莉英的住处，他们添置了两床被子、一对枕头、一条床单，还有一对木箱子，这就是那一代人新婚财产的全部。
　　他满心是对妻子的爱，但他的寡言已是一种习惯，甚至不会表达，只会给妻子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我们的《密云县地理》印出来了。”他告诉她。
　　“感觉咋样？”她问。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
　　“不知道教的效果怎样。”
　　谢莉英隐约感觉，丈夫对他的“地理”，有一种令她都有点妒忌的感情，仿佛他睡在她的身边，心还在密云的田间。

十四、校长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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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又来到了焦家坞中学，孩子们开始读王能智老师编的《密云县地理》了。王能智教着这“密云地理”，感觉像敲乡下锣鼓，似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可是王树方校长非常重视。
　　“他每周必来听我一节课，有时去公社开会，回来一定补上，当晚一定来和我谈感受，论得失。”
　　王能智说，王校长很胖，但我们上野外课，他也跟我们一起去，走多远都兴致勃勃。
　　王校长还让王能智读教育理论书籍。“小王，你拿去看看，这是苏联凯洛夫的。”
　　“这不是报纸上批判的吗？”王能智问。
　　“你可以批判着读嘛！”校长说。
　　在那乡村之夜，田野里是响作一片的虫吟蛙鸣，王能智果真带着“批判的眼光”警惕地阅读着。也许这种阅读方式，比带着“学习的眼光”去阅读，还真的更有好处。王能智一页一页地读着那些教育理论，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踏进了思辨的轨道。今天的王能智仍然认为：“凯洛夫确实是个学者，是个教育家。”
　　那时，王能智觉得编出一本地理教材也就不错了，可是王校长并不满足。一天，校长从密云县城回来，对王能智说：“101地质队正在密云搞铁矿勘探，据说那是25亿年前太古代的铁矿，你应该去101地质队学习学习。”
　　王能智去了。
　　今天他告诉我，说他去地质队，从野外作业到显微镜下的分析都学了。“那都是利用寒假暑假，跟着跑”。
　　他又到密云县农科所去学习。
　　他由此知道了北方农业从低产到高产主要是解决“水、肥、土”的问题，而要从高产到再高产，就要解决“光、气、热”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校长推着我走出课堂，去补充知识。”
　　这使王能智深切体会到，仅一个地理学科，就容纳着多少跟生产实际相联系的学问，这些学问如果为学生所掌握，就能在日后为家乡的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地理教材也因此不断丰富。
　　王能智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寒暑假也很少回城。这结果是，一年一年又一年过去，谢莉英的肚子毫无消息。直到1975年，这年秋天开学不久，谢莉英发现自己怀孕了。王能智自然也非常高兴。
　　他爱孩子，一个优秀教师怎么能不爱孩子！他在密云的田野里，深情地给学生唱《宝贝》，学生们都被老师的歌声深深打动。
　　那时，谁也想不到，谢莉英怀孕8个月时去做胎检，竟被认为怀了怪胎。其后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深远的痛苦，也使王能智日后培养自己的孩子遇到严峻挑战。
　　也是在1975年，王校长要调走了。王能智突然感到这对自己是一个损失。他永远忘不了校长临走前夕与他的一次谈话。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喜欢说怀才不遇，却又不肯下切实的工夫。”校长说。
　　王能智抬眼看校长，感到这话很有分量，但没吱声。
　　“你现在境遇不好。”校长是指他有皇族血统，还有爷爷在台湾等历史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机会到了你面前，你有什么本事来回答这个机会？”
　　王校长说得语重心长。他要走了，似乎对王能智还有牵挂。这是什么？这就是感情！今天王能智61岁了，他说我依然能看见王校长当年说这话的情景。
　　那天，王能智帮助校长整理行装。校长知道他不喜欢历史，就告诉他：“我很喜欢文学，我也推荐你读一些文学著作吧！”他推荐了《左传选》《史记选》，还交代要读北大王伯祥教授选编的。
　　“然后你再读《资治通鉴》，不用全读，就读唐史。还应该读《红楼梦》，读鲁迅。鲁迅的小说看看就行，主要读他的杂文，从后面往前读。”
　　整理行装时，王能智看到了校长的十多本读书笔记，他至今印象深刻：“那笔记本纸很差，字好极了！”
　　校长走了。
　　那一天，他送走校长回到自己的小屋，突然感到空空荡荡。那时中学的校舍仍然紧张，他住在校外一个农家院子里，窗户纸总是有好多洞，夏天蚊子就从洞里飞进来。他糊上报纸，转天村里的小孩又给捅破了。他再糊上，再被捅破，一而再，再而三，他就不糊了。从此就用敌敌畏对上水，在自己的周围洒上一圈，蚊子就不过来了。他就在这个圈里照校长推荐的书籍一一去读。
　　这么一来，自小不喜欢历史的王能智，不仅接受了文学的熏陶，还补上了历史，感受到世界上有许多知识原本密不可分。比如一部《资治通鉴》，亦文亦史，还分明是政治的、思想的。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和思想的荟萃。
　　再说谢莉英怀孕7个半月时去医院检查，照了X光片，没发现异常。按医生吩咐，半个月后去做第二次检查，没想到医生突然说，怪了，怎么摸不到孩子的脑袋、胳膊，会不会是葡萄胎啊？
　　“去拍个片子吧！”
　　片子出来了，孩子有脑袋、有胳膊，不是葡萄胎，但医生仍然怀疑：“可能是个怪胎！”
　　“别吓我。”谢莉英说。
　　“孩子的脑袋太大了，哪儿有这么大的呢？”医生说。
　　她第一次听到了“大头儿”的说法。但她不信，暗想自己该到另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她当天就去了。
　　在人民医院，一位主任医师看了她的片子，说：“按片子看，是个畸形儿，俗称怪胎。但这是影像提示的，还不好确诊。你先住院吧！”
　　那日，天上下着细雨，谢莉英没住院，在细雨中跑出来了。
　　王能智在乡下，她没告诉他。多少个暑假、寒假，他是该回来的，可他去跑地质队、农科所……现在是上课期间，更指望不上他。
　　这时的王能智，在乡村正进入他人生中的一个“再学习”时期。王校长对他说过的话中有一段“章太炎说”，此时在他心中特别明亮，那话是：“章太炎说过，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在求是与致用这二者之间做学问，也许是最好的。”
　　王能智有了“做学问”的意识，并随着学问的增长越发体会到，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在师范大学毕业后，也还有很多知识———包括实践知识———要去学，要去做啊！

十五、向林巧稚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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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焦家坞，王能智除了历史、政治没教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农基等课都教过。看起来这是由于乡村中学师资不够，他必须是个教书的多面手，但这种训练对促进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多么有益。他的乡村中学经历，实际上对他日后在京城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打下了一个宝贵的基础。
　　在焦家坞执教的日子，主要是“文革”岁月。回顾往事，王能智说：“一度，我曾看不到自己前途的亮光。王校长那话就是亮光，使我感到总有一个火炬在我眼前亮着，引导我去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注意到，61岁的王能智回顾往事，一直沉浸在一种学生状态中，仿佛他还只有16岁。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极佳状态，即他一生都沉浸在一种学生的状态中，因而总是能以学生的心态去理解学生。
　　谢莉英踩着一条胡同里的小道去见协和医院工作过的婆婆。
　　王能智家早先住在南池子41号张学良赠送的大宅子里，“文革”前他们一家就不能在里面住了，迁到大宅后面的飞龙桥10号，那是从前仆人住的小四合院。王能智的母亲陈此时就住在这里。
　　陈老太太依然显得很精神，婆媳见面，陈听了情况后，一字一句地说：“你别慌。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胆量，有胆量就跟我去，去找林巧稚。”
　　谢莉英问：“为什么要有胆量？”
　　婆婆说：“林巧稚现在没时间给一般人瞧病，你只有去堵住她，让她给你瞧。”
　　谢莉英想说，妈，你不可以跟林巧稚说说吗？干吗要我去堵？可她还没说出来，陈老太太又说：“到那里，我告诉你是哪个，你就上去。记住，你别犹豫。只要上去，她一定会接待你。”老太太的话中有一种不容置疑也不必商量的东西，“走吧，现在就走！”老太太已经站起来。
　　对谢莉英来说，眼下肚子里的事已是天大的事。对陈老太太来说，这也是她的血脉呀！但陈似乎一生都不轻易开口求人，这一点，王能智几乎跟他母亲一模一样。陈老太太办事，似乎比她的儿子更果断。
　　婆媳就这样出发了。
　　那是1976年4月8日，北京发生“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第三天。大街上行人稀少，你感到连空气都是紧张的。
　　到了协和医院，婆婆说：“你先去挂个号，才好说话。”
　　谢莉英照办。又按婆婆吩咐去找个医生“再看看”。一位女大夫为谢莉英做了检查，然后开出单子，让再去拍正面、侧面两张片子。她拿着单子出来，婆婆说：“现在可以找林巧稚了。”
　　婆媳二人走到一处，正遇林巧稚带着一拨儿研究生远远地走来。婆婆马上对儿媳说：“就是她！”
　　一群学生全是男的，只有林巧稚是女的，一目了然。谢莉英就上去了：“请问，您是林巧稚大夫吗？”
　　“是的。”林巧稚大约明白了来者的意思，温和地说，“您瞧病可以去找我们的大夫。”
　　“大夫说这是怪胎，又说不能肯定。”谢莉英已经展开了片子，“我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办了，只好请您瞧一眼。”
　　林巧稚的眼睛已经习惯性地瞅见了谢莉英手里的片子，问：“这就是你的吗？”
　　“是呀！您看，大夫又开了单子，让我再去拍两张片子……”
　　“你不能拍了，不能拍了！”林巧稚马上说，“来吧，上这屋来。”
　　屋里有床。林巧稚说你躺上去吧，把裤子解开，我给你检查。一群男研究生也进来了。谢莉英有点犹豫。
　　“别不好意思，都是医生。”林巧稚在等待着。
　　谢莉英也就不犹豫了。林巧稚给她仔细做了检查，又让研究生们检查，然后说：“你们都发表意见，说说这个胎儿到底是什么，要说出理由。”谢莉英躺在床上，心想自己送这儿来成了教材……事后她告诉王能智，王能智说，“这是很好的实践教学。”
　　学生们各抒己见。许多陌生的医学术语谢莉英记不住，有个研究生说到了“乒乓球”，这乒乓球她不陌生，就记住了。那学生说：“她的腹部没有乒乓球感，要是怪胎，应该有乒乓球感，她没有。”
　　“你起来吧！”林巧稚拿着片子，开始给谢莉英解释，“从片子看，这是个大头儿的片子。但是，如果拍片的时候，镜头对得不合适，也可能出偏差，所以现在不能肯定这孩子就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不能再拍片子了，你短短时间里已经照了几次，再照，将来孩子出生了可能有血液问题，你也可能有问题。现在只能在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先做内诊。”
　　“什么叫内诊？”
　　“就是临产前的触摸检查，如果没问题，就让孩子生下来。有问题就处理掉，拿出来。”
　　林巧稚接着口述了两条意见，让学生写上：一、临产时做内诊，如果正常，要保证胎儿安全出生。二、如果怪异，处理干净，要保证母亲一年后还能再怀上一个。然后签名：林巧稚。
　　林巧稚又嘱咐用催产的办法让孩子提前出生。“8个月，可以出生了。要防止万一有问题，大了不好处理，对母亲也有影响。现在这样处理，你放心，不会有大问题。”说着还亲自写了一张字条，“你拿着我这张字条，今天就去妇产医院住院，他们一定会收下你的。”
　　谢莉英向林巧稚告别，已经出门到走廊上了，林巧稚又追出来：“记住，孩子出生56天后，你一定要抱孩子去医院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好，有问题早治疗。”
　　今天谢莉英回顾往事，说20多年了，当年林巧稚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仍栩栩如生。她那么亲切、那么温和、那么细心，手那么温柔，她检查的时候让你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她不是不给普通人瞧病，而是她要做的事太多，没有时间。她的医德医术达到那样的境界，简直就是医学界的圣人，是中国儿童的圣母。
　　3天后的半夜，医生按林巧稚的医嘱做了内诊，确认胎儿正常，早晨8点，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
　　王能智风尘仆仆从乡下赶回来了，又黑又瘦，见到妻子就说：“你受累了！”
　　孩子出生还不到56天，林巧稚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孩子先是身上出现了小红点，不久有鸡蛋大的紫斑，随后经常流鼻血。不仅孩子，谢莉英自己身上也出现了小红点。去医院检查，血小板很低，血液系统果然受损。

十六、终于调回北京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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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谢莉英与母亲住在一起，靠母亲帮忙，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抚养孩子的日日夜夜。就为了提高这个血小板，女儿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接受治疗，此后一年接一年，每天吃药，不知何年可以停止。1978年，谢莉英的母亲患了一场重病，老人虽仍想照顾外孙女，但年迈的身体已需要儿女们照顾。她不愿增添女儿的劳累，只好与女儿和外孙女分开，去与儿子住在一起了。
　　此后，谢莉英自己抚养着女儿，也靠她的妹妹常来帮忙。1981年，谢莉英与王能智两地分居已有10年，王能智已经39岁，她确实太需要王能智帮一把了，王能智也有充足的理由去要求、去争取调到石景山来任教。可是，为自己的事去奔跑，王能智还从没做过。
　　今天，他的同事一再赞扬他“从来不为自己考虑”、“无私奉献”，这些都是真的。比如他被邀请外出讲学，不收讲课费，推辞不掉的也不往家里拿，而是交给他们的“地理学科”，作为学科活动经费。一次，他们“地理学科”一位老师上台发言，相当动情地说：“我们地理学科有一个小金库……”话音刚落，哄堂大笑。发言的老师才发现自己说的“小金库”和时下人们说的“小金库”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写出这些并不是要让大家都学他的做法，我只是本着“纪实”的原则，描述出“他是这样”。若问为什么这样？或许还该分析到：如果说他少年时也曾有过为自己谋点什么利益的意识，那么，到他青年时，这种意识基本上就被抑制到几近消灭的程度了，此后再也没有复苏。这种能力，在他身上压根儿就没有生长起来。
　　1981年有个机会。这年，“文革”后的首届师范生要毕业分配了，政府在调配工作中，允许以这些应届毕业生去交换远郊区县有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老大学生。但是，这也得北京市区中学有单位肯接收才行。这事得王能智自己去跑，他还是开不了口。
　　女儿已经5岁，仍在吃药，仍要细心照护。一次女儿感冒，半夜两点打个喷嚏就鼻血如注，谢莉英用医生早就教她的应急办法却怎么也止不住……遭了，血还在流，时间分秒都很重要。谢莉英半夜里抱着女儿就往医院跑，女儿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鲜血从她的脖子流进脊背和前胸。她在夜路中不停地安慰女儿：“毛毛，毛毛，别怕，医院就要到了，就要到了！”
　　她想不到自己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脚步如飞，但心中充满恐惧，她默念着：王能智，王能智，你怎么还不去要求调回来啊！
　　这个黑夜，当孩子的险情在医院解除后，谢莉英决定：“我得去跑，一定要把王能智调回来！”
　　20世纪80年代初，各学校已经非常重视师资水平。一个39岁的乡下地理教师，看起来还打上了乡村土里土气的深深烙印，要让北京市区哪所中学能接受还真不那么容易！
　　碰到了几个顶子，然后曲曲弯弯地得知，石景山古城中学彭云中校长与本校高素馨老师的丈夫蔡令炎先生关系不错，谢莉英就去请高老师帮忙。
　　老教师高素馨相信谢莉英对丈夫的评价，就请自己的丈夫出马。蔡令炎是石景山业余大学副校长，人称“一个很有文化”的先生，古城中学校长彭云中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人称“能力极强”，他们二人的友谊基于互相敬重。蔡令炎去说了：
　　“你要不要一个地理老师。有一个挺棒的。”
　　“哪儿的？”
　　“密云的。”
　　“密云的？”
　　“出身不好。”
　　这话引起了彭云中校长的注意。他说，你说说我听……最后答应“见一面”。
　　地点约在蔡令炎家。行与不行，权当是在朋友家聊聊天。如果彭云中不满意，对王能智的自尊心也没什么损伤。
　　走到这一步，谢莉英感到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又特地去找高素馨说：“高老师，我们王能智特‘木’，不会说话，到时候您还得盯着打打圆场，帮衬帮衬！”
　　高素馨说：“好吧。看你，把你丈夫说成这样。”
　　回到家，谢莉英对丈夫说：“王能智，现在你总该去了吧！该说什么说什么，别太拘谨，也别太谦虚。”
　　于是王能智去了，谢莉英领着他去的。
　　见面了。“您坐。”高素馨老师对站着的王能智说。
　　王能智坐下了，但只坐在椅子的边上。
　　彭校长问：“您在密云？”
　　王能智答：“焦家坞。”“您教地理？”“是。”
　　彭校长问一句，王能智答一句，不问就不开口。
　　高素馨老师给他倒的水，他始终没动。
　　蔡令炎为打破沉闷不时插话，但也是他问到什么，王能智就答一句什么，想引出他自己在教学上的滔滔见解，就是不见他往下说。谢莉英平日有句话说，“咱教语文的，理屈词也不穷！”但现在她帮不了他，只是干着急，心想这当教师的不会说话，人家还怎么要你呢？没想到彭校长竟被王能智的沉默打动了，他说：“这样吧，你来试试。”
　　试试，就是来上几堂课看看。石景山教育局原局长祁红曾说：“王能智平时谦虚得一塌糊涂，但只要一上课，那就不是他了！”王能智去古城中学试讲了两堂课，校长、书记立马就拍板要他了。
　　古城中学的书记赵常镇，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很有眼力。地理教研室组长屈祖明，也很开明。这都是王能智后来开展实验性教学不可缺少的环境因素。
　　39岁的王能智从乡下中学进城，看起来是有点土气。他外表谦和，逢人都微笑，起初教师们还以为这个刚从郊区中学来的老师难免这样，没想到他一辈子都这样。
　　我也注意到了，王能智的“谦虚”确实是他的显著特征。我以为那也是他“独立思考”后的一个选择，是他在“文革”血统论猖獗的岁月里学会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日久便形成了一种做人的品质，他还让人们看到，谦虚其实可以使谦虚者光辉朗耀，可以光芒照人。但是，仅凭谦虚，是不足以拓土开疆创新事业的。39岁的王能智，此后究竟凭什么脱颖而出？

十七、初试探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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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性的创造出现在他40岁这年。
　　王能智既是照顾家庭的主力，同时也感到有一种渴望创造的冲动，感到如果不做出点什么来，就对不起多年来关心、爱护他的人们，也对不起自己。1982年秋，他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从初一年级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
　　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
　　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
　　“让我们说黄土高原怎么改造？”学生问。
　　“是呀，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
　　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于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自己编写地理教材。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这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性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
　　怎么去解答这个“对专家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
　　有同学没举手就问：“王老师，您不给我们分组吗？”
　　王能智说：“为什么要老师分呢？”
　　学生说：“不为什么，也就问问。”
　　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
　　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学习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
　　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超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见的效果出现了。
　　经过积极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像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
　　“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小组的某同学获准首先发言。
　　大家都听着，想知道怎样叫“快起步”。
　　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发展牧业，不种粮，光种草。三年就起来。”
　　大家笑了。“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
　　“但是，谁给他们粮吃呢？”有同学忍不住发问。
　　“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300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那些农区商品粮经济的发展。”
　　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举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
　　王能智听着听着，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否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像力，都以超出老师预想的速度奔驰起来了！
　　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也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等等。
　　这初次尝试，也给了王能智很大的教育。他得到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教师，不是自己能教得有多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心琢磨出了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
　　随着地理课的推进，王能智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一天，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苏联，现在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如何划分？
　　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个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
　　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流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
　　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的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个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
　　“我们不同意。”有个男同学站起来说。
　　“为什么？”被质疑的女同学问。
　　“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厉害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里的地下水搞灌溉农业，是错误的。”
　　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
　　几年后白耀仍说：“真正研究性的课，我见过一节，就是王能智的学生讲新疆。”

十八、父亲的孔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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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王能智开展创新教学的同时，在他把许多时间给了班上许多孩子的同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的家中还有许多难事。
　　女儿毛毛5岁这年，王能智才能天天回家，从此对毛毛有着亦父亦母的加倍关爱。父爱对毛毛疾病的治疗在心理上也是不能缺少的，寡言的王能智回到家中，对女儿有说不完的话。
　　“毛毛，爸爸给你唱支歌。”他一边干着家务活，一边给毛毛唱歌。毛毛上学了，老师很惊讶，这孩子怎么会唱好多50年代的苏联歌曲？
　　“毛毛回来了吗？”这总是王能智一进家门问的第一句话。
　　“爸爸，我回来了。”毛毛的声音从屋子里飞出来。
　　每天晚上，总是爸爸给毛毛洗脚。他细心地查看毛毛有没有哪里碰着了磕着了，因为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毛毛的腿上胳膊上就会留下久久不退的紫色斑痕。
　　“爸爸，别看了，没有。我小心着呢！”是的，为了不让爸爸操心，毛毛已经学会了加倍地保护自己。
　　由于经常要去看病，误课，毛毛的成绩在班上总是中游，甚至是下游水平。都说如今的家长们高瞻远瞩，孩子还在幼儿园就为之考虑到未来能否上大学，而毛毛的父母明白，以女儿目前的成绩看来，是不可能上“重点”的，考大学也成问题。我们曾看到，有些优秀的科学家或教师的孩子学习成绩不佳，有文章说他们把精力都用在科研上，或用在别人的孩子身上了，以致对自己的孩子顾不上。再比如，本书第一章里写到的那位武汉某大学副教授的双胞胎女儿，她们姐妹俩只是出生时体质较弱，上学后跟不上，导致厌学，最后母亲只好放弃了教书职业，带着女儿去新西兰读书……比较之下，王能智的女儿不只是体质弱，而且有疾病缠身，毛毛每天都要吃药，王能智有什么办法能让女儿在国内如同“打仗”般的学习中跟上同学，完成学业？
　　这对王能智来说，恐怕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
　　深夜，谢莉英对王能智说：“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及格就行了，别对她要求太高。”
　　王能智说：“你怎么把分数看得那么重要呢？关键是要让孩子心理健全，有信心，就总会学到东西，将来在社会上就会有生活能力。”
　　王能智并不对孩子的课本知识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他开始给孩子画画，画了一只大公鸡，就对女儿说：“毛毛，这是大公鸡。大公鸡喔喔叫，孩子就该起床念书了。”
　　他不说毛毛该起床念书了，说孩子该起床了，意思是所有的孩子都该起床了。
　　谢莉英的皮肤不能接触洗衣粉、肥皂，否则严重的过敏将使她无法去握粉笔上课。回到家的王能智从此担当起洗全家衣服这份家务。早先因经济拮据，为毛毛治病需要许多费用，买不起洗衣机，就用搓衣板。
　　不久，谢莉英也不能靠近抽油烟机，做饭炒菜接触油烟就过敏，咳嗽，身上痒痒。王能智又承担起做饭的家务。
　　这样，王能智就没有大块的时间了，他常常是一边做饭，一边洗衣裳。他们家的衣裳是轮流换洗的，星期一洗王能智的，星期三洗谢莉英的，星期六洗毛毛的，这样安排是为了让毛毛每周一总能穿着干干净净的衣裳到学校。
　　毛毛一年级下学期的春天，王能智带学生远行到山东兖州煤矿、泰山去作野外考察。谢莉英在他临行前特意交给他10元钱，对他说：“你带的钱买什么我不管，这10块钱你要给毛毛买点儿什么回来，哪怕买几个糖豆儿也行，别回来一进门儿，孩子喊你爸，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给孩子！”
　　谢莉英这么说，是因为王能智此前出远门买回来的总是书呀杂志什么的，就是没有给孩子的礼物，所以这回她特意交代：“这钱，专款专用，记住了？”
　　王能智说：“记住了。”
　　数日后王能智回来了，那是个星期日，一进门就高兴地喊：“毛毛，我回来了！”谢莉英心想这回准有东西带给女儿了，没想到他背的、提的全是矿物标本。谢莉英去翻他的包，一块糖果也没有找到。
　　“又忘了？”她生气了。
　　王能智想起来了，马上把那些石头搬出来放到桌上，对孩子说：“毛毛，你快来看，这是爸爸给你带的孔雀石，这是云母片、石英……”毛毛抚摸着那些石头，很有兴趣地看着。
　　王能智去厨房洗脸、去屋子里换衣服。谢莉英想着他出门前，女儿还在他包里塞了几头蒜，说，爸爸，你出门多吃蒜就不会拉肚子，不会感冒，而且你吃蒜就想起我来了。毛毛从小被感冒害苦了，总关心着爸爸别感冒。
　　可是这王能智怎么就想不起给女儿买点什么呢？谢莉英忽然感到气不打一处来，把王能智带回的那些石头全扔进包里，提出门，像倒垃圾那样全部倒进了楼层的垃圾通道。
　　女儿哇的一声哭了。
　　王能智奔出屋：“怎么啦，怎么啦？”“妈妈把孔雀石全扔了！”
　　王能智这才注意到桌上的石头标本全不见了。
　　“你干吗这样？”他问气鼓鼓的妻子。
　　妻子问他：“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孩子不挺高兴的吗？”王能智说着赶紧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去了。
　　他们家住在五层，王能智担心着那些标本石从五层楼扔下来不知会摔成什么样。到了楼下，他找了根木棍儿就掏垃圾，心想还好，有厚厚的垃圾垫着，不至于摔得太惨吧！他把他的宝贝石头从臭烘烘的垃圾里一一扒拉出来，女儿也下楼来了，拿着一个空包。
　　王能智说：“毛毛，你站远点儿，这儿臭。”
　　他把石头一一捡进包里，拿去清洗，第二天就把石头背到学校，精心装进自制的标本盒里，陈列在地理教研室。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毛毛背着书包突然出现在爸爸的办公室，是传达室的爷爷领着她来的。
　　“爸！”毛毛叫道。
　　“你怎么来了？”
　　“我放学了。”
　　毛毛在古城第二小学上学，离古城中学有一站地。现在她站在爸爸的办公室里说：“爸，我想看孔雀石。”
　　王能智没想到孩子还关心着那些石头，就带她去看。毛毛在那玻璃柜前看得非常认真，“爸，你给我讲讲这些石头呀！”王能智很高兴，孩子的兴趣显然已远远地超越了糖果。

十九、石景山顶的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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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王能智的班上，地理教学的进展令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一学期的课，半学期就学完了。王老师发动大家去找来上届学生的课本，提前进入。谁经历过这样的事呢？去借书，跟人家说，人家都不信。同学们心中美滋滋地涌动着一种东西，叫自豪。
　　下学期的课本也很快学完了，还学什么？
　　王能智发现：探究性学习必然导致学生的目光和兴趣越出书本。于是他引入校外实践活动。
　　比如提出一个问题，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
　　王能智说：“我看是个孤丘。”
　　李丽是个女孩，叫起来：“不对吧！”
　　可是，究竟是，还是不是？李丽与4个同学决心去测量石景山的高度，因为只要能测出它的绝对高度大于500米，在地貌学上就不能把石景山判为丘陵。
　　这一代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被功课捆在教室里，现在上地理课不必死抱课本，可以按自己的选题到野外去透透气，他们的身心都像小鸟那样飞翔起来……“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我们的心窝里……”他们唱着歌飞向大自然。
　　但是，初一学生毕竟知识有限，站在石景山下，要测量它的高度，石景山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从哪儿下手？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学会了用经纬仪，测出石景山超过了500米，他们就飞回来了。
　　“王老师，您错了，石景山是山，不是丘！”
　　王能智笑了，自己错了没关系，学生们对了，你看他们多快乐！
　　学生们还带回来一个问题：“我们爬到了山顶上，发现山顶有一口井，用50米的皮尺缒着石块去量，到不了底。从岩层看，那是岩石构成的山，在岩石上凿那么深的井，怎么凿，谁凿的？”
　　这是一个挺大的谜。
　　王能智跟学生去看了，果然有一口深井。
　　“哎，快来看，这儿有建筑的遗迹！”有同学叫起来。
　　“再找，看看还有什么。”
　　又在杂树丛中找到几块残破的碑石，拼对起来。应该照下来！可是没有照相机。
　　“我回去拿！”一个男孩自告奋勇。
　　“别。”李丽说，“再来，天就黑了，下次吧！”
　　学生们自己有主见，王能智很高兴。
　　等不到下一节地理课，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就去把碑石照回来了。拿到文物部门去请教，鉴定为碑和井都是明代的，山顶曾经有个寺庙，井是和尚打的。文史资料也说，石景山早先叫“石经山”。那“经”是指佛经。
　　“可是，那井到底有多深？”这个谜仍然紧紧地抓住同学们。有什么办法测量吗？王能智说，可以测算。
　　怎么测？
　　用物体的自由落体回声原理去测算。
　　这是啥时候的课呀？
　　高一的物理。
　　那我们怎么会呢？
　　向物理老师请教呀！
　　我们能行吗？
　　试试！
　　他们学会了，测出井深是146米。他们惊讶不已，至今也不明白，那些明代的和尚是怎么凿出这口井的。
　　这件事情还可以引起以下思索：在卷子上解答本年级的数学、物理问题，为什么还常常出错，而用高年级的物理知识去解决一个“深不见底”的井深问题，怎么竟不是那么难呢？你是否发现，在卷子上，其实有出题老师故意设下的陷阱，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会考虑走那些弯路，只会考虑用怎样简便而又可靠的方法去达到目的。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石景山上的古井》，报纸登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这组同学像中国女排运动员那样把手叠放在一起，说：“太幸福了！”
　　去证明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这只是一个小组的活动。一天，有个男孩说：“王老师，我一人一个组行吗？”
　　男孩叫郑保国，功课不好，好打架，人说他“个子大，拳头硬”。王能智明白了，其他同学不大乐意与他组合。
　　“好吧。你打算选什么题目？”
　　“我就画对面街道的平面图。”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将要拆迁的街道，歪七斜八。王能智想，你怎么这么不会选地方呢？如此没规则的建筑是最难画的。
　　“你打算画多大面积？”
　　“我把那一片都画出来。”
　　“好吧，比例尺、方位、美观，我都不要求。你只要把轮廓勾画出来，就是满分。”王能智说，我当时并不是降低要求，而是知道要画出那一片非常复杂的建筑平面图，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很难。
　　郑保国果真画出来了，那图有一米见方。
　　当然不能用“精确”去评价，但一眼看去，像那么回事，也比较美观，大大超出王能智预料。他看到有一个院落没有画出门的方位，就指出：“你这里漏画了个门。”
　　“王老师，那儿就是没有门的。”
　　“你画的这张图很不错，怎么都该得满分，我不会说了不算数，但你这里漏了一笔，别不承认。”
　　“王老师，那儿就是没有门的。”郑保国再次说。
　　“怎么可能一个四面都有墙的院落没有门呢？”
　　“真的，我带您去看！”
　　王能智仍然觉得郑保国不诚实，感到有必要去看看，才好进一步对他说，有一点疏漏不是错误，不承认那就是个缺陷了。
　　王能智跟着郑保国去了现场。到那里，他自己困惑了。他看到这个院落四面都有墙，可就是没有门，那这院子盖起来是干什么的呢？
　　“你怎么进去的？”王能智问，因为他看到学生在图上还画出院落里面有树。
　　“我爬进去的。”郑保国说着蹲下来，“王老师，您踩在我背上，爬上去看看。”
　　“别，那里有一棵树。”王能智走几步，攀着一棵树爬上去，看到果然是个死院，院子里只有破砖头和树。
　　风徐徐吹来，师生二人站在墙头上。王能智问：“你那图怎么画的？”

二十、再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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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保国说：“草图我就是骑在墙上画的。在那边的一道墙上，我爬了一百多米。”
　　站在高高的破墙上，望着这一片将要拆迁的荒寂零乱景象，王能智心里非常感动。他知道郑保国成绩不好，在班上受歧视，自己作为老师是有责任的。可这个学生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不惜代价如此投入，那不仅要给他满分，还要在班上充分赞扬他。
　　那以后，郑保国的其他课也大有进步。王能智再一次体会到，学生们非常需要有成功的体验，自信心就在那里萌发。不久，北京市电教馆来拍这个班的电教片，班主任林亚棠老师说，无论如何，也要让郑保国在电视上说几句话。
　　这个电教片曾经发行到北京市的许多学校，还交流到外省市。在片子里，郑保国就举着那张图说：“我的图画得不美观也不大方，我对我们班的贡献也不大，就用这张图表达心意吧！”
　　王能智在心中深深铭刻下了一句话：“永远都要记住，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班上还有个叫顾刚的男孩，上课不守课堂纪律，成绩不好，但人机灵、个性强。一次听王能智讲到“北京有没有冰川是一个重大的争议”，顾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他自己去涉猎有关知识，并影响了一个小组都对此感兴趣，他又让王老师带他们小组去隆恩寺周围的山上考察。谁也没有想到，最后，顾刚与另一个同学竟发现了新的“漂砾和擦痕”，写出了报告。我国这一领域的专家马盛云教授因此前去考察，认为这两个学生发现的“就是！”
　　这可不是发现了一口井。两个初一学生在北京发现新的“漂砾和擦痕”，回答北京历史岁月中到底有没有冰川的重大争论，这在地理界传为佳话。在这个过程中，顾刚变了，对课本知识也能像区别岩层那样分出层次，知道哪是重要，哪是次重要……成绩上来了。
　　教师们在教学中都会遇到不少厌学的孩子，还有一些顽皮、不守纪律的孩子，这是普遍的问题，所以要强调纪律，规范行为。而我们从郑保国、顾刚的变化中看到，他们的进步，主要不是靠外部规范，而是学生内部释放出求知的热情、琢磨的能量和探究的潜质。
　　对那些“坏孩子”，老师和家长常常头疼就头疼在他们不服管。现在你会发现，有一群孩子凝聚在某个科学题目里探索问题，他们自己就把从前厌学以及厌学后无事生非的坏习惯克服了。
　　王能智说：“本来以为一些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没戏，可他一旦对某个探索性命题入了门道后，你让他别再深究还不行，他甚至会走很远，甚至让专家感到这孩子将来有大戏！”
　　再说毛毛自第一次到古城中学找爸爸后，第二天傍晚一放学又来找爸爸。她不用传达室的爷爷领了，径直走到爸爸的办公室。王能智见了就问：“你进门时跟传达室的爷爷打招呼了吗？”
　　毛毛说：“爷爷没看见我。”
　　王能智说：“那可不好，你要打个招呼。”
　　从此，毛毛每天放学后就来找爸爸，一进校门就先进传达室叫声爷爷。她在爸爸这儿，边等爸爸下班边做作业，然后与爸爸一起走回家，爸爸能给她讲许多她不懂但有趣的事，她感到很快乐。
　　谢莉英说：“自打王能智从乡下回来，孩子就特别喜欢她爸，一直跟她爸是一伙儿的。”
　　王能智不管工作多么忙，家务活多么多，一直坚持不断地给女儿画画，画了厚厚的一大本，毛毛也画了厚厚一大本。一天谢莉英买回一条鱼，对王能智说：“做了吧，给毛毛改善伙食。”
　　王能智没有立即去做。他把鱼放到盆里，对女儿说：“来，你把它画下来。”
　　这是毛毛上二年级那年。毛毛就趴在那儿认真地画，画出来了，王能智非常高兴：“你会写生了，这是写生画，画得多好呀！”
　　毛毛的考卷上总有不少被打叉的地方，成绩不好，这可能使孩子的自信心受损。许多父母见孩子的成绩不好，就连很简单的事也不让孩子做了，觉得那样会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王能智明知孩子课本上有不少知识要补，却不急于给她补，反而找一些课外的事给她做，比如画画。他这么做，其实是在不断地为女儿创造能出成绩的机会，并不断地赞扬她，维护她的信心。某种情形，就像王能智在与学校的应试教育争夺孩子。
　　争夺的结果，王能智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他没有在课本知识方面给孩子加压，孩子的成绩却上来了。
　　有一千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任何成长中的孩子，最大的损失并不是考试丢分，而是自信心丢失。毛毛的成绩，因看病缺课，在看起来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开始从中下游进步到中游，而且有一种综合能力在增长。
　　她的兴趣从那些石头标本延伸到产生那些标本的地方，王能智不可能带女儿去泰山，就带她去香山，去八大处，去紫竹院，也带她去故宫、颐和园……女儿非常喜欢跟爸爸出去走，爸爸能跟她说好多好多不仅她不知道的事，还有妈妈也不知道的事。
　　她一旦发现有些事她知道了，妈妈却不知道，她就非常得意，更不用说好些还是她的同学所不知道的。
　　她爱父亲，崇拜父亲！父亲说的，她总是记得很牢。父亲除了有意开拓她的视野，也有心锻炼她的体质。
　　初一读完的时候，毛毛终于可以停药了。“爸爸，医生说，我可以不用再吃药了，真的，我是个健康人了！”
　　“毛毛，你一直就很健康！”爸爸笑着，眼泪却落下来。
　　升入初二的那个金秋，全校1300多名学生在大操场上举行开学典礼，首先给上学年的优秀学生颁奖，宣布获奖学生名单时报出了毛毛的名字。是的，毛毛在初一被评上了三好学生，她的成绩已经名列前茅，而且，她还是班长。
　　那时学校还没有统一的校服，毛毛穿一身洗到褪色的蓝布衫，看起来朴素到有点过分的地步，她自己不觉得，可同学说：“快，换一件吧，你爸也在上面呢，穿亮堂一点儿去领奖！”
　　是的，王能智也在主席台上，他已经是古城中学的教务主任。大会的扩音器里还在报着其他年级三好学生的名字。一个女同学已经把身上穿的红衣裳脱了下来。
　　快，换上呀！同学们纷纷说。
　　毛毛于是换上了别人的红衣裳。《运动员进行曲》在中学的大操场上激动人心地响起来，毛毛上去领奖了，同学们使劲为她鼓掌。给她颁奖的是高熙峰校长，她爸爸就站在校长的左侧。爸爸看到她一身红衣裳眼睛一亮，父女的目光碰到一起，过去的几千个日子都在瞬间闪现……女儿想，爸爸一定又在心里乐着说：这标志着女儿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十一、令人始料不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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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1983年，王能智开展探究性学习的第二年，学校的书籍、杂志被人开了不少“天窗”，被剪的都是地理书刊。这不是王能智的学生干的还能是谁？
　　要解答那些探究性问题，课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学生们就向学校的图书、杂志进攻。学校规定的借书数量有限制，学生们求索的需要却无穷。1983年这些学生都还没有电脑，也不知什么叫上网查找资料。王能智积累多年的地理资料，一个学年下来几乎损失殆尽。
　　王能智哭笑不得。这是一个新问题。
　　学校图书馆找王能智索赔，让他象征性地赔了40元人民币。学生们得知王老师赔了款，剪学校图书资料的行为竟就此打住。但他们借阅的兴趣不减，订阅和购买有关书刊的积极性也出现了。
　　但是也有疑问：涉足那么多课外活动和课外知识，课本上那些将来中考、高考要考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学到？
　　王能智从课本里出了100道难度颇大的考题，要求学生1小时内考完。他考虑到，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信心颇足，也担心他们麻痹大意，有心难一难他们，如果考得不行，也好敲个警钟。
　　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像是假的，全班平均96分，最低88分。相同的卷子给相应的比较班来考，大部分同学不及格。
　　这说明，学生们为了解答那些大问题，早把课本翻来覆去地琢磨遍了，课本知识掌握得相当牢固。当他们的知识面超出书本许多后，回头再看地理课本，有同学甚至说：“这是小儿科！”
　　但是还有问题。
　　一天，李丽的母亲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的地理课教得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考地理系。”
　　还有的家长也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要是教数学多好呀！可是，我的孩子现在弄地理比数学还有兴趣，这怎么办？求求您别这么使劲教了！”
　　更多的家长在家长会上正式向学校反映，王老师教的地理课“喧宾夺主”了！怎么办？还该不该实验下去？
　　要理解王能智探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究竟有多大意义，还有不久您就会读到的浙江省的综合课程改革有多大意义，我们需要先放眼看一看世界。科学无国界，教育也无国界，并非始于今日。当蒸汽机时代到来，工业时代的教育以英国为中心在全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计算机时代到来，信息化时代的教育以美国为中心再次在全球发生重大变化。
　　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随着蘑菇云腾起，世界对科技力量的重视顿时腾升到空前的高度。
　　“二战”后，苏联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建立了许多科研院所，以国家的力量来高强度地推动科技发明。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送入太空。11月3日，苏联又把狗送入太空。这对美国是个强烈震动，美国感到的威胁不仅是“卫星上天”，而是苏联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发射热核弹头了。
　　这时，美国不仅反思科研，还从更深的层次反思教育。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一个标志性文件，标志着美国把教育放在国家安全的位置上来考虑。美国由此向精英教育发展，即朝着培养顶尖科学家的教育发展。
　　这期间，美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探险一号”于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