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包”改变了我的生活

　　“文革”结束，我已“而立”，但还是边工边读跨入了大学的校门。由于读书，我从此步入了宣传工作的行列，改变了我的生活。

　　1982年到1985年，我就读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苏州分校中文专业。其间，我所在的企业正在开展青工文化补课，领导交给我教“历史”的任务。这正中我下怀，可以现学现卖。做备课笔记、划教学重点、拟课堂提问、搞测验考试……这边刚下学校的课堂，那边我像科班出身的教师一样走上了企业的讲台。单位的这批学生，可不像学龄前儿童那样好糊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要拿出点真才实学来才行。棘手的是，难的他们怕听不懂，简单的话又怕职工教育验收通不过。于是我尽量地深入浅出，多举例子。但还是被几个顽皮的学生问倒了：“郑老师，你教了我们陆游的《示儿》，我们要叫你爸爸了吧？”我哭笑不得，但是第一次有人叫我“郑老师”，虽然不知所措，心里还是甜滋滋的。

　　从事宣传工作后，我成了苏州人民广播电台、《苏州日报》的通讯员、特约通讯员，并且多次评上了先进。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又翻出了这段尘封的美好记忆，重又哼起了《广播电视大学之歌》：“啊，知心的朋友，电大的同窗，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生活，圆了我从小想当教师的梦。

　　也是由于“书包翻身”和常有稿件在报刊上发表，使我有机会被借到了苏州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工作，参与编辑《苏州政工研究》，指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政工职称评定……在这个层面上，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写文章成了我的工作职责。我顺理成章地评上了“政工师”职称——我还因为这个中级职称，提升了工资待遇。

　　要不是改革开放给了我在为人夫、为人父的年纪得到“书包翻身”，我怎么也想不到会获得大专文凭和中级职称的。更可喜的是我在1997年9月又一次获得了深造的机会，被单位选送去河海大学进行大专起点本科“行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

　　就在专升本学习期间的1998年，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日报社、苏州市文联等联合举办“二十年改革二十年巨变星岛杯《春天的故事》”征文，我以切身体会，撰写了《一张盖满印章的结婚证》，竟然获得了征文二等奖，到吴江杨坟头村参加了颁奖典礼；当时的《苏州日报》有个“文学评论专页”，在评论中，苏州大学文学院范培松教授不但对我的征文作了点评，而且引用了其中的一段作为佐证；同时让我在颁奖会上作了“亮相”，使我至今引以为豪。

　　学成归来的2000年，正值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我被抽调为指导员。第一件工作就是给普查员们上相关的知识课，地点设在周王庙弄的苏州市金阊区党校内。学生来自各个单位，不乏高人。我想，授课不在多少，但贵精熟，所以我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工作要求》为教材，认真地先学一步，备好教案，严肃地走上了讲台。我讲理论、说要点、写板书、解释表格、安排进度。我说得头头是道，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枯燥的人口普查数字，变成了饶有兴趣的知识课。在教学实践中，我更是边教边辅导，使得我所负责的辖区工作质量优秀。我也因此评上了苏州市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先进工作者。

　　我在改革开放中的感触很多，其中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书包”改变了我的生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但是我们的生活一定还会变，而且越变越好，到改革开放四十年、五十年，以至更远时，让我们，让我们的后人，再来谈感触，一定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